两会特别关注:企业家和科学家激辩产学研合作
By www.carbonfiber.com.cn
今天上海代表团第一组的分组审议，俨然有点辩论会的意思。
会议室的一张椭圆桌成了临时辩论席。因为立场不同，企业和科技界代表“旗帜鲜明”地分为两个阵营，探讨的是产学研如何结合的老话题。
话题是由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戎光道代表的发言引发的。
戎光道首先与大家分享一个喜讯——通过产学研合作，新材料碳纤维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条200吨生产线的产品质量已基本稳定。
上海石化对碳纤维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走到21世纪了，一直在黑暗中徘徊。”戎光道解释，这主要是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太复杂，流程很长，企业缺乏技术理论的指导，尝试多次也没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与此同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研单位虽然多，但进展也不大。
2007年，上海石化和多个科研单位合作，科研人员提供的技术支持，让企业的碳纤维试验不再如无头苍蝇般到处乱撞。
但最近公司同事的善意提醒让他多少有点喜中有忧：“一定不要把主导权交给院士、专家，一定要以企业为主导，把整套技术的开发权、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然还是很难产业化。”
此言一出，全场发出一片笑声。
“光靠他们是做不成的，”戎光道理解同事的良苦用心，科研人员为试验提供了很大理论技术支撑，但他们没有生产经验。
听闻此言，坐在对面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陈虹代表马上接过了话茬。
“我们和你们相似。”陈虹直吐口水，现在产学研关系没理顺，搞产学研科研院所就提出要牵头，办公司就要控股。对比起来，美国产学研是通过企业招标，由在专业方面比较强的大学竞标，中标后政府根据企业的决定予以批准。“这个过程中，没人争谁是老大。”
在嘈杂的现场，发出一个不大的声音：“科研院所担心合作中知识产权流失。”
但陈虹并不认同此说法，他明显加快语速：“知识产权权属很清晰，谁出钱属于谁。”他说，企业和高校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前沿科技、基础技术，但高校希望产业化过程全参与。他意指科研院所希望能获得更多好处。
“一直在说企业为主体，但从国家争取经费，高校的话语权更强。”陈虹加大音量，“一提就是大学是副部级，公司是副处级。”
此言引来又一片笑声。
对于科研人员“产学研过程中，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诉苦，戎光道也不同意。
“我们已经批准投资10亿。”他讲述了自己的亲历。双方合作时，专家说有90%的把握能把产品质量大幅提高，公司经过反复斟酌，冒险决定投资。
“科研允许失败，但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要有投资回报。”戎光道说。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秦绍德代表敏感地抓住了这个问题。
他问到，企业要投入产学研有风险，这个风险谁来承担？比如在药物研发中，中国医药公司不愿意投新药，美国大医药公司不惜成本，用一二十年时间投资某个新药研发，一旦投放市场收益很大。但新问题随之而来：“谁这么有眼光？”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中，中国科协副主席、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陈赛娟代表通过提高音量，成功抢到话语权。
她要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三无”身份药找不到“婆家”鸣不平。
与价格昂贵的新材料碳纤维相比，她提到的这种药一个疗程才70元，来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王振义院士的研究。该药药效很好，但因为没钱产业化至今仍是“三无”身份，只能在医院内部卖。所里曾希望寻求企业投资，但因该药售价便宜，白血病发病率低，投入回报低而没有结果。
“企业不要怪科研院所，科研院所也不要怪企业。”秦绍德从中斡旋。
作为会场内不多的科研人员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王恩院士的言辞恳切：“我们搞科研的，也很希望与企业合作，站在企业的角度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编辑 蔡明奕）
来源: 科技日报
今天上海代表团第一组的分组审议，俨然有点辩论会的意思。
会议室的一张椭圆桌成了临时辩论席。因为立场不同，企业和科技界代表“旗帜鲜明”地分为两个阵营，探讨的是产学研如何结合的老话题。
话题是由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戎光道代表的发言引发的。
戎光道首先与大家分享一个喜讯——通过产学研合作，新材料碳纤维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条200吨生产线的产品质量已基本稳定。
上海石化对碳纤维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走到21世纪了，一直在黑暗中徘徊。”戎光道解释，这主要是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太复杂，流程很长，企业缺乏技术理论的指导，尝试多次也没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与此同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研单位虽然多，但进展也不大。
2007年，上海石化和多个科研单位合作，科研人员提供的技术支持，让企业的碳纤维试验不再如无头苍蝇般到处乱撞。
但最近公司同事的善意提醒让他多少有点喜中有忧：“一定不要把主导权交给院士、专家，一定要以企业为主导，把整套技术的开发权、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然还是很难产业化。”
此言一出，全场发出一片笑声。
“光靠他们是做不成的，”戎光道理解同事的良苦用心，科研人员为试验提供了很大理论技术支撑，但他们没有生产经验。
听闻此言，坐在对面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陈虹代表马上接过了话茬。
“我们和你们相似。”陈虹直吐口水，现在产学研关系没理顺，搞产学研科研院所就提出要牵头，办公司就要控股。对比起来，美国产学研是通过企业招标，由在专业方面比较强的大学竞标，中标后政府根据企业的决定予以批准。“这个过程中，没人争谁是老大。”
在嘈杂的现场，发出一个不大的声音：“科研院所担心合作中知识产权流失。”
但陈虹并不认同此说法，他明显加快语速：“知识产权权属很清晰，谁出钱属于谁。”他说，企业和高校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前沿科技、基础技术，但高校希望产业化过程全参与。他意指科研院所希望能获得更多好处。
“一直在说企业为主体，但从国家争取经费，高校的话语权更强。”陈虹加大音量，“一提就是大学是副部级，公司是副处级。”
此言引来又一片笑声。
对于科研人员“产学研过程中，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诉苦，戎光道也不同意。
“我们已经批准投资10亿。”他讲述了自己的亲历。双方合作时，专家说有90%的把握能把产品质量大幅提高，公司经过反复斟酌，冒险决定投资。
“科研允许失败，但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要有投资回报。”戎光道说。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秦绍德代表敏感地抓住了这个问题。
他问到，企业要投入产学研有风险，这个风险谁来承担？比如在药物研发中，中国医药公司不愿意投新药，美国大医药公司不惜成本，用一二十年时间投资某个新药研发，一旦投放市场收益很大。但新问题随之而来：“谁这么有眼光？”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中，中国科协副主席、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陈赛娟代表通过提高音量，成功抢到话语权。
她要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三无”身份药找不到“婆家”鸣不平。
与价格昂贵的新材料碳纤维相比，她提到的这种药一个疗程才70元，来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王振义院士的研究。该药药效很好，但因为没钱产业化至今仍是“三无”身份，只能在医院内部卖。所里曾希望寻求企业投资，但因该药售价便宜，白血病发病率低，投入回报低而没有结果。
“企业不要怪科研院所，科研院所也不要怪企业。”秦绍德从中斡旋。
作为会场内不多的科研人员代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王恩院士的言辞恳切：“我们搞科研的，也很希望与企业合作，站在企业的角度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编辑 蔡明奕）
来源: 科技日报
